第十三章 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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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时，青年期快要结束，迎接她的将是中年期，我可以轻易推断，叫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中年女人似乎十分艰难。

    当然，陈小露也会进入老年期，我不无遗憾地指出，陈小露与她理想的关系将会无可避免地变坏，以至坏到这种程度，要么她放弃自己的理想，要么她被自己的理想抛弃。

    于是，我不无根据地认为，人类为其理想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陈小露相差无几。我是指：人类要么放弃理想，要么被自己的理想所抛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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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粗略一算，我和陈小露每见面两次就会吵上一架，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所谓找工作问题。第二个是避孕套。

    先讲找工作。

    因为我要与陈小露天长地久，那么，她最好不要与台湾人来往，不然，就成了我与陈小露、台湾人三个人天长地久了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其实这一想法颇具局限性，现在看来，我把三个人天长地久这一想法放弃了，实际上是放弃了我与陈小露两人天长地久的一个可能性，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，这也是我与陈小露关系短命的一个原因。

    让我们回到前面话题。

    为了使陈小露摆脱台湾人，当然，我这么说也是出于她当时的愿望——关于这一点，我事后左思右想，发觉并不确切，在这上面犯了太主观的错误，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，我回想到她表达愿望时是说她不爱台湾人，但她没说她爱不爱台湾人给她提供的东西，从她的行为上看，她是爱的。而她说过爱我，但她没说过爱我的一贫如洗，从她的行为看，她是不爱的。于是，我与台湾人在陈小露那里被分成两个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她当时的愿望其实是这样的，她爱的是我的一部分与台湾人的另一部分，可以模糊地说，她的爱不太完整，但我却需要一个完整的爱，于是，我主观地认为，她应当摆脱台湾人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。

    当然，一点想法上的错误不会造成什么悲剧，重要的是，要付诸行动，这样才能一错再错——我就是这么干的，我每次见她，必得催她上进，催她上进的方法便是催她去工作，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。经济独立，便可有独立的人格，有了独立人格之后，便可与我对等相处，这样做的目的之一，是要显出我与台湾人的不同，我认为，台湾人给她一切，而我却能帮助她自己获得一切。可以说，我的推理貌似合理，但仔细想来，每一步骤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困难，即使克服了所有困难，我的计划得以实现，那么陈小露似乎会变成另一个人，面对另一个人我会如何呢？我不知道。目的之二呢，那就是我只为我自己考虑，我的钱不多，因此使用起来就要有效率，我只能去帮助那些很快就不再需要我帮助的人，而无法去帮助那些会因此依赖我的人。

    很显然，陈小露对我的悲剧了解得十分清楚，但她不想与我争论，于是，便采用拖延战术，每每我催她立刻动手，她必说要等一等，等她上学，等她学到足够有用的知识，再去找一个高的工作，至于这个要高到什么程度，陈小露只字未提。于是，我们在讨论我们不着边际的前途时，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。

    如果说，怀孕破坏感情的话，那么我要说，避孕也能做到，避孕套问题看来不很重要，其实不然，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力撑开它，特别是用力撑开一个彩色的，并把它置于头顶，你会发现，它足可以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。

    我要说，我不喜欢操避孕套，我非常不喜欢，我喜欢使用别的避孕方法，我这样想是出于一种迷信，我相信，在亲热时，两人之间不该有任何东西存在，两人应当好得如同一人，因此，我喜欢口服药法，但出于另一种不同的迷信，陈小露根本不考虑使用药物，她认为药物使人发胖，不仅如此，她对别的避孕法也不信任，她就相信避孕套！

    这就使我们之间在最不该争吵的时候进行争吵，比如，两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，讨论的不是如何进行**享受，而是我拿着一粒避孕药对她说吃吧吃吧，她拿着一个避孕套对我说戴吧戴吧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至少有两次，在气愤之下，我自己吃下避孕药，扔掉避孕套，倒头睡去。当然，这种情况极少，更多的是，我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，如何争论？自然涉及到我对她是否关心，还涉及到她的性史与我的性史，以及我们对彼此性史的看法等等问题，实际上，这是两种迷信之间的交锋，话题虽多，论证虽有力，但实在缺乏理智。

    就以上两点，我本可以写出五本小说，也许很多读者更希望看到那五本小说而不是区区上千字，但我认为，这种场面描写虽有趣，却十分繁琐，我把要讲的讲完了，再啰唆下去实在没有必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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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然，除了争吵，我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时光。

    讲色*情话和恐怖故事当属此列。

    我与陈小露时常相互打电话，有一阵每晚必打，陈小露是电话高手，通过电话，她可以办成很多事，就连让我在电话线那一头**都能做到，她的拿手好戏是扮成六七个姑娘，逐一与我上床，直到我顶不住为止。

    我呢，我会讲恐怖故事给她听，因为陈小露最怕听恐怖故事，但又对恐怖故事最好奇，发现这一点很偶然，一天夜里，我正在写东西，陈小露打来电话，与我聊起了文学，聊着聊着便聊到莫泊桑，于是我讲道：

    莫泊桑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，年轻时是个帅哥，成名后身边大蜜如云，但他有点像多年后的垮掉一代，除了操小妞，还爱磕药，什么药都磕，他身边专有一个小蜜为他提供各种迷*幻*药，常常吃得他头重脚轻，飞得一塌糊涂的事也是经常发生，我虽然对他那本臭了街的《羊脂球》不屑一顾，但他有些嗑药后写成的恐怖故事却让我有些印象，比如：在他心绪阴郁时期写过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他有一夜去一个公园散步，路过一片树林，偶然间，他发现树上吊死着一个人，于是不怕费事地通知有关部门，搬去尸首，但第二夜他又发现尸首吊死在同一地点，于是再次通知有关人员搬走，可惜的是，第三夜，他又看到同样情况，第四夜也是如此，第五夜依然如故，第六夜，情况毫无二致，第七夜，什么也没有改变，无论如何想办法，比如阻止有人进入树林，比如派人守于树下，比如锯断那棵树木——总之，毫无办法，那些想寻死的巴黎人个个总能有办法溜进树林，吊死在某棵树下，而且，只要莫泊桑深夜走进树林，他总能最先发现，待人们急忙冲去解救时，此人早已断气，尸骨冰凉。终于有一天夜里，对于人生一直感到虚幻的莫泊桑正伏案写作，灵感忽断，于是站起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无聊至极，而且，那夜也没有小妞儿送上门儿来，于是，无限寂寞的莫泊桑踱出他的小屋，再次向小公园方向走去，他进入树林，理所当然，他又发现一具尸体吊挂于树上，随着夜风左右飘荡，于是他指给守在那里的人看，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的工人们于是熟练地从树上卸下尸体，装上马车，准备运向墓地，出于好奇以及作家观察生活的天性，莫泊桑靠近马车，尸体向下，趴于车上，于是莫泊桑伸出手臂，把尸体翻转，对着公园里暗暗的路灯，仔细观瞧，这一瞧，让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原来吊死者正是他自己。莫泊桑这才弄明白，自己早已死去多时，在世上写作的那位叫莫泊桑的作家原来是个鬼。

    听到这里，陈小露哎唷一声，我问她怎么，她说，你接着讲，她还想知道莫泊桑一些事情，于是我接着讲——

    老莫还写过一个故事，说他得知自己是鬼之后，对世界有了新认识，这一认识不要紧，他发现身边的朋友当中也有些是鬼，比如有个评论家，夜里经常拜访他，老莫觉得此人有些问题，因为每当他这位仁兄进入他的书房，补充一句，老莫的书房很宽大，里面有不少藏书，也有写字台水杯之类，不同的是，他书房里还有不少现下被称为毒品的东西，那些东西被装在各种玻璃瓶里，以便他随时配制，或自己或与道友随时飞上一会儿。此外，那么大的房间，夜里当然要点很多蜡烛，莫泊桑视力不佳，因此点的蜡烛更是多于常人，简直是数不胜数，那些有小臂粗细、半米来高的蜡烛排成一溜，绕房一周，十分气派，老莫如何觉得那个评论家有问题呢，是因为他发现，每当那人进入他的房内，靠门数的第二支蜡烛总是应声而灭——

    故事才讲到这里，陈小露对我说，等一等，我上趟洗手间。我挂下电话，继续写作，五分钟后，陈小露再次打来电话，说她浑身舒畅，但困劲儿上来了，想睡了，可是，在临睡前，还想再听我讲个故事，我问她讲什么，她说讲个以前遇到的事儿，我说我没到过什么有劲的事儿，她说随便讲讲，越无聊越好，她现在打开免提，关上灯，闭上眼睛，这样，我的无聊故事就可让她安然入睡，通过电话，我听到她的声音有些异样，我知道她独自睡的屋子很大，又空，就问她，是不是我讲的故事让她有点害怕，她说，她一点也不怕，只是觉得好奇，但我要是能讲点别的就更好，于是我点上一支烟，喝了口水，继续为她讲。

    我小时候住过一阵儿军区大院，那里有几座将军楼，因为文革，将军都被弄到干校去了，楼也腾空，我们家正好搬了进去，我们家住一楼，一楼下面有个地下室，没有上锁，因此，我常去下面玩，地下室很大，布局与我们家一模一样，被打扫得很干净，有一阵儿，我们家灯泡接二连三地灭掉，因此，就把地下室内的灯泡一个个拧下来换上，到最后，地下室连一盏灯也没有了，但我仍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，我们在里面摸瞎子，因此，对里面十分熟悉，尤其是我，连一根火柴都不用就可在里面飞奔，不会碰到任何东西。

    一天下午放学，我和几个小孩来到地下室玩摸瞎子，到傍晚大家散去，我回到家，才发现我挂在脖子上的门钥匙丢了，我想，一定是摸瞎子时被人拉断，掉在地下室里了，于是，就一个人回去找，我没带手电，连盒火柴也没有，我决定用脚找，如果踢到什么带响的，那一定是我的一串钥匙了。

    我来到地下室，在大厅里找了一圈儿，什么也没有，来到一间起居室，仍然没有，一共三间起居室，我都一一搜过，还是一无所获，于是我来到厨房，也没有，连水池里我也找了，地下室内漆黑一片，在里面呆久了，就会感到很不舒服，但那时我是一个胆大得出奇的小孩，什么也不在乎，眼睛慢慢地竟完全地适应了黑暗，我知道，如果我父母下班回家，发现我把钥匙丢了，会说我两句，要是他们知道丢在地下室，就更会说我，因为，自从灯泡消失以后，父母便不再让我去地下室玩了。

    我走出厨房，不知该到哪里去找，忽然，我想到还有一个洗手间，于是推门进去，我找了一圈儿，仍然一无所得，我决定到一个同学家借个手电来找，我站在厅里，刚要走，忽然，闻到一股烟味，不是烧纸的那种烟味，而是香烟的味儿，我从小对烟味十分敏感，父亲抽的烟我只一闻就能报出牌子，但这次的烟味却是我从来没有闻过的，难道，这里有人在抽烟吗？我走来走去，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想看到那个烟头的亮光，但是什么也没有，烟味越来越浓，一片静寂中，我不知自己是否听错了，但确实有一种弹烟灰的轻微的声音传来，声音来的方向也能判定，就在我的正前方，我一直走去，知道那里是洗手间，我刚刚从那里出来，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，但我不放心，于是再次推开洗手间的门，忽然，我被眼前看到的情况惊呆了，我看到，在正对洗手间门的马桶上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，烫着发，长得很白，涂着浓重的口红，两条胳膊露在旗袍外面，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烟在抽，烟头一明一灭，而烟灰被她弹落在她身边的浴缸里。我愣了一会儿，我发现，女人所在的洗手间内有一种淡青色的光从顶棚照下，女人也没有注意我，她只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抽烟，我不认识她，从来没有见过，当然，更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于是我决定离去，我慢慢地，一步一步地退出洗手间，转身要走，突然，背后传来一个非常细的声音，声音混在一股浓浓的烟味里向我飘来，像是一种叹气的声音，我停住脚，迟疑了一下，慢慢回过身，我看到，她的香烟已经掉在脚下，没有熄灭，还亮着火光，我看到她的脚，她的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鞋跟又细又长，她仍坐着，没有发现我，我看到她好像苦恼似的，把脚在地上划来划去，我听到，随着她的脚的每一次划动，都有一种我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我听出来了，那是我的一串钥匙。我站在她对面，犹豫着，不知该不该问她要，这时，她再次拿出一支烟，嚓地一声用火柴点燃，在火光里，我看到她的眼睛，这时，她看见了我，我吓坏了，一动不动，嘴里也说不出声，因为她的目光非常奇怪，她好像并没有看我，而是看着我背后的什么东西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我背后什么也没有，我再次转回头来，只见她弯下腰，从地上捡起我的一串钥匙，在眼前轻轻晃一晃，声音竟很好听，我看到她抬起头来，望向我，然后对我讲话，我想听清她在讲什么，但不知为什么听不清，她声音极细极弱，但又很淡，每说一句，便有一股烟味迎面而来，她用长长的烟指指钥匙，又指指我，像是问我这钥匙是不是我的，我点点头，她冲我做了一个过来的手势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动，于是，她把钥匙轻轻扔进身边的浴缸里，然后低下头，像是努力回忆什么似的，我等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正在这时，她再次抬起头，对我说话，说一句，停一下，看看我的反应，然后再说，可是我一句都没有听见，为了听清，我向她挪了一小步，没想到，正是这一步，却让声音比以前大多了，于是，我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近她，随着我的走近，她的头也慢慢抬起来，眼睛望向我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终于，我发现自己终于地听清了她对我说的话，她对我说……

    咔嚓一声，对方电话挂断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陈小露对我说，她吓坏了，根本无法入睡，爬起来点亮屋内所有灯，又吃了一片安眠药，但整整一夜也没有睡着，她甚至不敢去自己家里的洗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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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谈到恐怖故事，让我顺便想起一人，中国写恐怖故事的作家虽大有人在（比如写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），但就我看来，普遍水平却是离奇有余、恐怖不足，奇怪的是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篇倒是出自我读中学时的课本里，那是鲁迅所作，题目好像是《药》，故事写的是一个人血馒头的经历，让我不由得承认鲁迅真不愧是作恐怖小说的好手，证明这一点易如反掌，你只需看一看我就可明白个中原因，说老实话，从我读完那篇课文到现在，十几年了，居然养成了吃米饭的习惯，再不敢向馒头看上一眼，足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深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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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关于陈小露，我想我该讲的都讲了，连点点滴滴也未放过，德宝饭店分手以后，我们仍然有彼此的消息，并且还见过不止一面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她那里，她正一个人喝酒，我坐在她对面，本想与她聊天，但却无话可说，我抽烟，她喝酒，偶尔对视，一会儿，她走过来，坐在我腿上，然后抱住我，抱得很紧，我的脸隔着她的衣服，贴在她的两只**之上，使我几乎难以呼吸，我们就保持那个姿势，呆了很久，然后我离去。这个场面我不爱提及的原因是，它很像我看过的某些电影场面，我不喜欢电影中的类似场面，说句实话，那次拥抱十分空洞，我不知我们的拥抱代表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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