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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，可见他瘦得可以，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，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，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，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，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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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剧生涯，一点准谱儿没有，今天还在大鱼大肉，大把花钱，明天就两手空空，四处举债。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，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，没有时又闲得要死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因此生活极不规律，两年下来，身体变得坏得要命。
老朋友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，渐渐与我断了往来，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，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，基本从酒桌上认识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，逛书店，买录相带，在家做饭，酒吧嗅蜜，如此而已。
九五年是过渡期，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，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，诸如赌博失利、一夜情之类，到了九六年，我已习惯这种生活，用四个字形容，叫做支离破碎。
九六年整整一年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，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，汽车也卖掉了，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，过一天算一天。
支离破碎，烂透了的生活，即使这样，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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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梦里，经过一番搏斗，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，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，我手脚冰凉地醒来，翻身的当口，把辛虹撞醒了，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：大麻抽完了。
我从床上爬起来，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，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，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，眼睛望向窗外，窗外，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到太阳穴在跳动。
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，回来时喝得烂醉。第二天晚上才睡醒，醒后浑身滚烫，说自己发烧了，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，又过了一天烧退了，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，她吃完后打开电视，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，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，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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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，然后走进楼洞，坐电梯上到8楼，出了电梯往右拐，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，我敲了几下门，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，接着是她的拖鞋声，门开了，朱玲站在我面前。进来吧。她说。
我进了门，坐到沙发里。
大麻没了。我说。
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：你先喝口茶吧。
我伸手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，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。
怎么了？朱玲问我。
没什么。
情绪那么低落。
谁知道——一直这样。
这样不好。
是不好。
你还有钱吗？
有。
姑娘？
有。
原来是这样。
朱玲笑了。
你笑什么？
我觉得你挺有意思。
有意思？
是，有意思
朱玲。
啊？
谢谢你。
谢我？
当然。
为什么？
你帮我买大麻——
这没什么，顺手的事儿。
可我什么也没干——天天呆着。
那不挺好嘛——总比干坏事强。
我低下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朱玲去了一趟厨房，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，她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，捏了捏，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小块大麻。
我把它放进兜里。
然后，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。
朱玲看着我。朱玲。啊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——说吧。是坏事。没关系。我和辛虹在一起，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，有性病，昨天夜里，我喝多了，跟她睡觉，没带避孕套。你干嘛不早说？刚想起来的。那快去医院吧。我一会儿去。现在就去！朱玲急了，她三步并做两步，冲到门前，把门拉开：快走。我看了她一眼，站起来。那我走了。滚蛋。我走了出去，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。我*在门上，吓了一跳，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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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，那时候是九四年，我二十六岁，刚刚开始写剧本，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，有剧本写，就有钱花，就高兴，就能跑到外面混，没剧本写，就没钱，就不高兴，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，总之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，下午起床，聚在一起，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，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，直至天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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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夜里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，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，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，无论那是些什么人，无论他们是好是坏，那是在九五年。
不用说，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。
但在白天，我宁可睡去，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，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，在白天，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，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，他们刷好牙齿，把脸洗净，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，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，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。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，他们生产、交换、消费，他们控制别人，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，他们积极向上。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，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，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。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，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，他们给自己理由，给自己借口，让自己存在，让自己有价值，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。一句话，他们在挣扎着，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，他们是那些正常人。
而当路灯亮起，咖啡店开门迎客，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，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，返回家园，他们拧亮电视，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，他们吃起晚饭，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，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，与此同时，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，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。
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，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，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，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，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，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、讲大道理，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，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——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，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。
于是，我扔掉手里的书，熄灭烟头，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，跳下床，披上衣服，装好钱包，走出家门，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，我麻木不仁，无聊至极，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，忘掉自己的痛苦，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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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，有一天半夜十点钟，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《蝴蝶夫人》，边讨论去哪里混，时常有人打电话来，问我们去不去这儿，去不去那儿，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人和地方不感兴趣，卡拉斯听完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，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《哥德堡变奏》，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《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》，越听越无聊，听着听着，有电话响，大庆接了电话，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，便毅然挂下电话，关掉唱机，拾起外套穿上，顺手把灯关掉，黑暗里，我听他对我说：发你一姑娘怎么样？发我十个吧。滚吧！
我们俩迅速出门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大庆对出租司机说：硬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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