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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政治审查的，如果你不是城里人（国人）身份，是没有资格当兵的。
子产大胆打破当时国野分界，把原来只有国人才有资格承担的兵役，扩大到“丘”，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兵源，符合打仗就是看谁人多的战争发展趋势。
这样一来，钱有了，兵也有了。
接下来，便是教育。
当时郑国有很多设在乡的学校，在具备学校性质的同时，乡校也是国人“以论执政”的地方。
对于改革，国人议论纷纷，经常到乡校扎堆，议论国家大事，各抒己见，批判当朝者。
既然是议论，便免不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，大夫然明担心舆情失控，于改革不利，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，何如？”
然明知道，对于施政态度，子产实行的是猛政，容不得非议，他曾说过“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”，对于反对自己的人，绝对不会客气。
被视为中国古代讼师鼻祖的大夫邓析，曾经因为“数难子产之政”，导致“郑国大乱，民口欢哗”，于是子产“杀邓析”。
但这一次，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，子产认为百姓早晚到乡校逛逛，谈谈国家大事，这是他们关心国家的表现，他们认为好的做法，我就实行，反之，我就改一下，从某一方面来说还充当了老师的角色，怎么能毁掉呢？
想当初，周厉王暴虐无道，国人咒骂他，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，结果怎么样呢——民众起来反抗，把他驱逐出去了。
毁掉乡校，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民怨像大河一样，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，一旦决口，不知要伤害多少人，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。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，因势利导，对于我们推行改革也不无益处啊。
然明豁然。
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，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，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，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，闪耀着可贵的民主色彩，熠熠生辉。
真正让子产闻名于诸侯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公元前536年，始于郑国的法制改革——“铸刑鼎”，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，向全国老百姓公布。
这是中国政治史、法制史的一件大事。
春秋时期，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，决不能让国人知道，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，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。
比如，你偷了一个邻居家的东西被捉住，惊恐万分，不知道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这个时候，主管司法的贵族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给你量刑，如果你表现好，给你小事化了；反之，往死里整。
子产决心破除这个愚昧百姓的制度。
其次，从国家层面来说，如果子产在推行“为田洫”、“作丘赋”等改革的时候，假设有人触犯了红线，守旧势力便会因为心怀不满故意量刑不准、或者有失公允，就会使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而导致流产。
为了维护、发展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、田制和赋税等改革制度，对改革予以法律上的确认，子产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，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，并将其公之于世，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，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。
子产这个做法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，但同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，遭到国内外很多贵族的反对。
晋国的叔向就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，信中表达了“国将亡，必多制”的观念，本来百姓怀着恐惧之心，不敢随便乱来，你现在把法律公布了，百姓就会放弃道德的约束来钻法律的空子（“弃礼而征于书”），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腐败贿赂犯罪到处泛滥，郑国也会因此而衰败。
子产的回答也很简单——我知道！
不仅叔向反对，后来的孔子也认为这样做不妥。
孔子一向最重礼仪，不看重法律，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——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，那么人们就专注于如何免于犯罪，而失去内心的廉耻。
他认为，礼治的社会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，人人诉讼于法律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，应该追求天下为公，人人讲仁爱，门不夜关，道不拾遗才对。
他想用礼仪的约束，使充满兽性的个体散发人性的光辉，殊不知，看似古板而刻薄的法条，却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人性最有利的武器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当时公布法律，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，是要承受巨大压力，才能把礼治演变为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法治。
最后，他成功了！
法律的公布，限制了贵族的特权，直接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，人人乐安居乐业，国家富强，导致二十多年后的晋国也不得不照搬子产的做法，向民众公开法律。
凡是改革，必是用生命游走在理想和守旧势力之间，一不留神便会身首异处，商鞅是，吴起也是。
这就是子产的厉害之处——不仅把革改彻底了，人还没死。
子产不仅没被触动利益的贵族杀害，连郑国爆发良驷之争的时候，政敌也没有杀他，还舍命保他：“子产仁人，郑国所以存者子产也，勿杀！”
因为郑国处于晋、楚两霸之间，不管谁当政，都绕不开一件重要的事情——外交。
弱国无外交，在外交方面，子产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，并极其强调国权，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，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，是极难做到的。
他凭借对各国情形的洞察，以优雅的风度、机智的言辞，在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中，不屈不挠地与大国交锋，为弱小的郑国争得了应有的权利和尊严。
子产还未当国的时候，晋国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往晋朝聘，责问他们何以从楚。
子产不卑不亢历述晋、郑二国友好的关系，特别是郑国对晋国“无岁不聘”、“无役不从”的种种事实，然后说郑国偶尔“有贰于晋”，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。
最后，子产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，指出如果晋国不能解除小国的祸患，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么小国难免变成晋国的仇敌。
晋平公听了子产这番话，自知理屈，再也不责备郑国了。
春秋时期，霸主国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各诸侯小国征收贡品，贡献一次，往往要上百辆车装载，上千人护送，给小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
为减少郑国对晋国承担的赋贡，子产致信晋国执政者士匄，阐明“重币”与“轻币”的厉害关系，使士匄“乃轻币”。二十年后平丘会盟，他为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又与晋国自中午争论至晚间，再次得以“轻币”。
子产也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一个人，他深知“两大之间难为小”的不利地位和处境，对周边大国，从不轻易开战端，但又无畏无惧，敢于坚持正义。
对于这次楚国入侵，子产采取不抵抗政策，绝不是有所顾忌，而是他敏锐地感觉到，“晋、楚将平”。